潮退了，才知道谁在裸泳。

过去10年，中国乳业的平均增速一直保持在20%以上，演绎了一个个商业“神话”：蒙牛9年增长了500倍、伊利7年内增长近15倍。

但中国乳业的软肋——对奶源的控制力不足，始终存在。直到“三聚氰胺事件”爆发、中国乳企遭遇集体性危机之后，风险才最终浮出水面。

总量不足是中国奶源的基本问题。1999年至2008年，中国的奶制品产量增长了近5倍，而奶牛的数量增长只有3倍。

有限的奶源，结构亦不合理。中国奶协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坦言，事实上，中国乳企自建的奶牛场很少，大部分奶牛场都由个人经营。他表示，国内乳企“除了三元、光明、完达山等还有一些自己的牧场”，一线阵营的蒙牛、伊利等，自己的牧场“非常少”，比例“很低”。

据这位人士提供的数据，全国存栏奶牛中，2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的仅占30%，非规模化的散户养殖仍占绝大比例。“牧场是牧场，加工企业是加工企业，基本都是相互独立的。”

而在整个产业链中，这些分散的奶源却处于弱势地位。乳制品企业疯狂的扩张，还带来了产能的大量过剩。据了解，中国乳制品产能有5000万吨左右，但产量只有3000万吨。2006年整个行业的盈利仅55亿元，30%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，30%的企业勉强维持。在此背景下，缺乏议价能力的奶农，生存空间被一再挤压，甚至跌入了亏本的境地。

“要市场，不要牧场。”这一曾帮助中国乳企向奶农转移成本压力、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模式，最终被证明是“饮鸩止渴”。以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，无法分享乳业发展成果的奶源，实施了“报复”。

石家庄：受伤的奶农

9月底，河北石家庄以西20多公里，鹿泉市李村镇孟庄，孟大娘最近的日子不好过。

她经营着当地最大的奶牛场。其养殖的580多头奶牛，由附近十余户村民寄养。2008年9月之前，这里是三鹿授牌的“奶源示范基地”。而三鹿第一、第二工厂便在几公里之外，“交奶地方近，没那么多麻烦”。

在各大乳企跑马圈地期间，这个奶牛场一度也是争夺的目标。据孟大娘介绍，伊利、蒙牛等都曾有意高价收奶，但其已与三鹿签有供应合同，不仅约定了收奶价格，也注明了保证独家供应的惩罚条款。

不过，三鹿的收奶价格并不高。“1元钱1斤，价格由三鹿定”，“伊利、蒙牛也来找过我们，说价格可以高点儿，我们都交给三鹿这么多年了，人也熟，也不敢轻易换个陌生企业。”李师傅说。他是当地另外两个养牛散户之一，9头奶牛，平均每天产奶200多斤。

而孟大娘的580头奶牛每天产奶量约为4吨(约4000元)。据介绍，在当地，每头奶牛每天需青贮饲料40公斤，成本约为6元。580多头奶牛每天的口粮成本就接近3600元，还不算饲料添加剂、人工、电力等成本。

而三聚氰胺事件爆发，三鹿突然停产，孟大娘的奶牛场越发雪上加霜。“我也是看了新闻才知道”，“三鹿停产后，牛奶没有人收了”。据一家在当地收购原料奶的企业介绍，在启用三聚氰胺检测技术后，其收奶量大幅下降，原来每天可收奶500吨，现在仅收9吨。

倒奶无可避免。“倒了好多天，有几十吨吧。”孟大娘说。所幸，几经辗转，他们找到了蒙牛在山西太原的公司。“他们收奶，但是要我们自己开车送去，来回需要五六个小时呢，光车钱每天就要1200元。”

据她透露，与蒙牛的协议是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签订的，时间为1年，但具体价格没有确定，协议里只写着“随行就市”。

而李师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“有10来天没交过牛奶了，我们也想不了什么办法”，“我们以前是通过奶站交给三鹿的，但奶站自己的奶现在都卖不出去了，更别说我们的了”。

“我们现在只能少喂点儿饲料、添加剂，节省点成本。”李师傅称，只要有人给钱就卖，不管便宜到什么程度。其甚至曾将牛奶贱卖给附近的村民养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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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稿源:21世纪经济报道] [责编:见习生邹立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