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精神明亮”的日子

      从羊坊店路115号到羊坊店西路9号京门大厦C段637，是一条不到150米长的马蹄形胡同。前者是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，后者是《社会记录》的办公室。每期节目，从选题策划到前期采访、后期编辑、审查通过和合成播出，《社会记录》的编导需要在这条马蹄形胡同上奔波无数次。

      2006年下半年开始，这条路走得越来越艰难，困境也不单是舆论环境的变化。从这一年开始，央视开始消减节目制作经费，新闻频道诸多栏目纷纷开始转向演播室节目形态。

      社会记录每一期的节目制作经费是16000多元，李伦仔细算过一笔账，坚持做深度报道，就必须出差去现场调查，费用和做纯粹的演播室节目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另一个无法避免的庞大费用支出是毙片损耗，而社会记录的情况是差不多每十期节目就得准备一期无法播出。

      李伦的另一个苦衷是人力资源问题。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个时长25分钟的日播深度报道节目，每天的单集播出量在新闻频道位居前列，但开播五年间，真正能在采编一线干活，进入央视企聘编制的编辑记者，只有区区9个人，栏目组不得不通过相当数量的编外人员干活，来维持栏目运转。在央视大规模清理黑工前，一个有点讽刺的现实是，社会记录负责招聘这些员工的职员，本身也就是央视语境里的黑工。

      即便是如此，身为制片人的李伦，从未想过去对上寻求体制的资源和支持，他自承是一个优秀的主编，但未见得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，兴趣始终是做敬业的生产队长，带领和监督长工们种地。但这个地主事必躬亲，他对每一期片子在质量特别是叙事结构上的苛求，成为每个长工的噩梦。何萍的MSN名字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都叫做“登陆诺曼底”，在她看来，每交完一个片子，基本等于脱掉一层皮。彭远文的一个遭遇是，曾经耗费了近四个月时间反复修改一期片子，他承认这种后期加工阶段的“残酷”，在那个极端时刻，几乎让他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。

      这种苛求也会引发关于效率的争议。姚一五觉得，李的这种做法，源于他漫长的纪录片拍摄经历，更适合出作品而不是产品，也会损伤新闻产品本身所必须的时效。

      何萍的同事刘丽乔，则喜欢用四个字来归纳社会记录的现状：活累钱少。在2007年初央视第二次消减节目制作经费后，《社会记录》的普通编导，平均月薪是5000元左右，如果不能及时交片，则只有靠每月不到2千的底薪干熬。

      而熬夜是包括实习生在内的每个编导的基本功，刘丽乔印象最深的社会记录工作经历是，多个女编导都曾累晕倒在办公室。《社会记录》每期片子的素材基本在15盘左右，60分钟一盘带子，刨除主持人阿丘出镜的演播室时间8分钟左右，25分钟节目剩下17分钟左右新闻画面，需要从900分钟素材画面里一帧一帧筛选，这种繁重的纪录片式日播新闻生产方式，让一位后来调到其它栏目的摄像感叹不已，换到新东家后，他每期节目只需拍不到5盘带子就完事了。

      而李伦浑然不觉，只要往非线机器前一坐，这个39岁的男人马上神采奕奕，他性格中的理想主义一面，在这个时候完全显露出来。何萍回忆，栏目组最困难的时候，李伦喜欢沿用王开岭的一篇文章，要求大家做“一个精神明亮的人”。为了方便改稿审片，这个有家有室的北京人，五年来一直租住在办公室附近的一居室里。

      这个被员工们称为有着一颗“敏感的心灵”的制片人，这种类似“精神生产力”的做法，也会引来编导们背后的抱怨，姚一五则喜欢嘲笑他是另外一个麻原札幌。《社会记录》消失以后，已经调到另外一个节目组的陶华感叹，现在才知道央视记者的滋味，而她的前同事彭远文则感叹，恐怕在央视很难再找到这种清教徒式的运作体制了。

      但这种“精神生产力”的作用也不可小视，检索央视国际的节目单，会发现社会记录其实是死于高潮。

      在度过2007年7月的清黑工事件后，《社会记录》这一年最为极致的报道，出现在陕西华南虎事件中，《社会记录》创纪录地制作了6期新闻专题片。在随后的孕妇李丽云死亡事件中，也先后制作了4期新闻专题片。对于一期日播深度报道专题栏目来言，这种速度和频率，已经赶上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的时效。

      也恰在半个月后，还沉浸在高度快感上的《社会记录》团队，就听到了栏目被撤销的消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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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编:廖艳琼 作者: )